士農工商各司其職:《台北物語》的政治經濟學

《台北物語》是一陣挑釁和發洩的狂風,施虐者是在影廳裡喧嘩吵鬧的觀眾,對象是資本主義台灣冠冕堂皇的門面、首善之都:台北。

「異化的動詞alienate有多種意思。對人或體制的信任異化,可能極其嚴重地損害社會結構。我們為了某些無法說清、無可挽回的損失感到悲痛時,便是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異化。作為主動的心理狀態,異化是指對於自己實際或覺得被壓迫或剝削感到憤怒和充滿敵意,並以行動發洩這種憤怒和敵意,有時會在沒有明確原因或合理目標的情況下,以激烈行為宣洩對世界的不滿。例如,當人們因為生活中缺乏機會或努力追求自由、但結果受人宰制而感到沮喪時,便可能會出現異化的行為。」(大衛.哈維《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2016)

這就是《台北物語》現象,它不只揭露、不只批判,還用不按牌理出牌的節奏激怒觀眾、挑起觀眾的劣根性,對電影裡的橋段和人物極盡輕蔑,藉情感衝動洗滌異化社會的苦悶。

首先,是荒謬的片段穿插在故事之間,打斷一般電影正常的故事線,前一秒還在交代主人翁的遭遇,這一秒鏡頭突然轉到不相干的路人身上,看她焦躁不安地依照銀行客服系統的指示,按著市內電話的按鍵,強迫觀眾一起聽「國語請按1,台語請按2……」那冗長到難以忍受的電話語音。

又或者突然帶到三個坐在長椅上的婦女,彼此確認「現在幾點幾分?」這個無聊的問題,最後才發現三個人的時間都有些微差距,「五點零一分」、「五點零三分」、「可是我還是五九分」、「我對電視新聞」、「我對中廣」、「我對火車站」,種種無關宏旨的對白,簡直快把觀眾逼瘋了。

此外,本片最搶眼的明星:「吊扇」,在重要的對手戲前,時不時會橫空飛來一個凝視天花板的鏡頭,看著倒掛在天花板上的吊扇轉…轉…轉…直到拖延時間超乎觀眾的忍耐。還有在緊湊的對話間,那隻原本默默待在客廳一角的大麥町狗擺設,硬是佔據鏡頭正中央的位置,彷彿要觀眾細細品嚐它的內心戲。

上述橋段,看似打亂原本流暢的故事,然而市井小民在現代化設施前的徬徨,以及許多喧賓奪主的「非人之物」,都在正正暗示都市運作受物質文明的宰制、人本身的無能為力和無足輕重、台北生活的背後自有一套非人的邏輯在運作。

其次,《台北物語》的人物設定也很有趣,故事正式開始於一間有游泳池的別墅,池畔坐著一個優雅的女醫師和她的父親,這是個企業主之家,父親是富甲一方的企業老董,他幫女兒媒合姻緣,並用自己的勢力幫女婿選上市議員,真是對不折不扣的神仙鴛鴦,借用馬克思的話,他們是台灣社會的「統治階級」。

這對因為權力而結合的伴侶,無法忍耐婚姻的束縛,因此夫妻各有情婦情夫,尤其是市議員先生,他不但有情婦,還僱用情婦的弟弟做助理,這對姐弟為了生存緊緊抱住議員的大腿,一個滿足老闆的色慾、一個包辦檯面下見不得人的骯髒工作。

如果這部電影有一個故事主軸的話,那就是一樁五千萬利潤的工程弊案了,這是個十足台北的故事,更是台灣民主的寫照,市議員助理和建商偷偷在茶館碰面,七位市議員幫一樁工程案護航,幫這名專門承包都市更新、為賺錢不惜謀財害命的建商開道,建商從稅金賺取暴利,而市議員獅子大開口要求一人五百萬的回扣,和有錢人私相授受毫不手軟,只要小心避免酒駕和外遇等負面新聞被踢爆,就足以再次贏得選民的託付。

都市是資本積累的中心,國家是資產者的管委會,資本牟利的邏輯是推動城市運轉的驅力,這不正是台北生活缺乏人味的原因嗎?

再次,電影裡登場的除了菁英階級以外,還有一個遊手好閒的慣竊和一個傾家蕩產的寡婦,在一個尋常夜晚,慣竊順手牽羊偷走了一輛計程車,在路上巧遇了寡婦,最後由於連串的陰錯陽差,他們抓住了議員的把柄:酒駕和外遇的證據,原本只想詐騙個五十萬就好的慣竊,在寡婦極力勸說之下,也橫下心來決定狠狠勒索個五百萬。

像這類無職業和赤貧之人,城市裡並不少見,這種人被馬克思稱為在社會最下層腐化的「流氓無產者」,比起反抗,他們更甘願被收買或者去做反動的勾當。慣竊的爸爸因為家被建商放火而一蹶不振,間接導致了他的墮落,寡婦被女醫師誤診而以為自己患了不治之症,散盡錢財後生活陷入困境,嚴格來說他們都是有權勢者手下的受害者。

但是在電影裡,他們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無不卑鄙,一點也不值得同情。在這個故事裡,不同階層的人串在一起,上對下、下對上、心照不宣或開誠佈公的結盟、掠奪。有錢的人想繼續當有錢人,啃食著底層,沒錢的人也想當有錢人,逮到機會就狠狠反咬一口,「五百萬」就像個神秘符號,是所有人靈魂深處的共通語言。

看似異質化的城市,雖有形形色色的謀生方式,但人們背後的價值觀卻高度同質化,從位高權重者到販夫走卒都用個人主義的方式思考,台北既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中心,在這裡什麼都是商品化的,而金錢,則是商品世界的通行證,是可以被私人擁有的社會權力,因此,貪慾壓倒一切,賺錢就是道德。

最後,電影來到結尾的高潮,議員、女醫師、情婦、情夫、助理、建商、慣竊和寡婦共處一室,議員和建商分贓、助理和黑道勾結、情夫見異思遷言不由衷、家被強拆的慣竊闖空門害情婦一家陷入貧窮、女醫師濫用丈夫權勢、享盡榮華富貴的寡婦要討公道。

無數條故事線牽強地糾結在一起,每個角色同時深陷其中、同時又彷彿事不關己,誰都受害、誰都沒資格譴責別人也沒資格主持公道,所以這個場景下吐出來的每句對白都荒謬,電影裡的經典無厘頭台詞「士農工商各司其職」可以說是這裡最恰當也最不恰當的註腳。

當每件不可告人之事都被掀開後,眾人反一哄而散,留下情緒被翻來覆去無法平息的觀眾,胸口一股衝動無處可發。

原因無他,這部電影不但撕毀了人的道德面具,更向觀眾展現了一個沒有正義沒有希望的體制,讓觀眾深刻體驗到自身的這種異化,也讓觀眾被推向了集體瘋狂,第二次、第三次買票進電影院,無視基本禮儀對著螢幕大聲吆喝,自虐式地復誦片中牛頭不對馬嘴的台詞,在生活中拼命找尋荒謬。

其實《台北物語》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人們對冠冕堂皇之物的信任早已蕩然無存,對資本主義式的道德也早已厭煩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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