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新自由主義「援助」到萬劫不復的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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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新自由主義「援助」到萬劫不復的希臘
——希臘債務危機、反緊縮抗爭與對台灣的啟示

打從今年(2015)年初,希臘就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台灣媒體也不例外,連2016藍綠總統參選人:洪秀柱和蔡英文,也罕見的在臉書上辯論希臘問題,焦點圍繞在「台灣會否希臘化」和「年金改革」議題上。然而透過台灣媒體,我們能瞭解多少問題的全貌?爭議性如此大的政治問題,會否只有一種觀點?希臘人民「過太爽」是病徵,希臘政府「別耍賴」則是解方,台灣不想變希臘就必須砍公務員福利,這些說法對嗎?

希臘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又該從中記住些什麼?在國內外親財團媒體一片鋪天蓋地之下,事實早被各種既得利益者的觀點扭曲,大財團和政客為自己的目的選擇性描述問題,他們的說法浸透了意識形態的偏見,讓理解事件原委更加困難。除了連串數字,又是貨幣、金融云云,希臘債務危機在「官員」口中儼然是高深的經濟議題,彷彿常人無法理解似的,其實不然,讓人忍不住要說:「笨蛋,問題在政治!」

希臘發生了什麼事?

發源美國的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對歐洲經濟亦造成衝擊,銀行不敢放款,深怕信用違約資金有去無回,借貸利率飆升,企業融資困難,許多企業因此倒閉,勞工因此失業,需求減低投資乏力最後導致經濟成長大幅下修,至今遲遲未見復甦。在經濟繁榮時期,政府借貸成本較低,高經濟成長也意味著高稅收,但在全球金融海嘯以後,榮景已不再,政府稅收銳減,歐洲許多經濟體質較弱的國家紛紛出現債務問題。

緊接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希臘政府於2009年開始出現嚴重的債務危機,歐洲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開始介入,於2010年至2012年提供了希臘2400億歐元的貸款,然而這筆「援助」卻附帶龐大的代價,為了確保希臘政府有能力還錢,三大金融機構幾乎接管了希臘政府,要求希臘實行一系列「緊縮政策」,政府部門裁員減薪、降低基本工資、勞動市場去管制化、削減社會福利和公共支出、國有資產私有化。

國際金融機構貸放給希臘政府的資金,90%直接進了銀行債權人的口袋,私人資本得以全身而退,但自實施緊縮政策以來,由於政府支出和民眾消費的降低,希臘經濟衰退有增無減,政府償債能力更形惡化。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家庭平均收入下降40%,總體失業率為26%,青年失業率更高達60%!債務占GDP比例從125%上升到了180%,GDP則萎縮了25%,從這些怵目驚心的數字,我們不難想像希臘人民這幾年來的苦難。

人民心中累積的怒火,在2015年1月25日的大選中表現了出來,激進左翼聯盟(Syriza)高舉明確反緊縮政策的綱領,獲得36.3%的選票,在總共300席的國會中獨佔鰲頭取得149席,霎時之間國際資本財團聞「希」色變。後來希臘政府與債權人的談判陷入膠著,遂於2015年7月5日舉辦公投,將是否接受新一輪紓困貸款所附帶的緊縮條件交由人民決定,而人民則以61.3%壓倒性的「不」作為回答。

公投結果是清晰有力的,人民不懼國際金融資本的威脅,不論採取何種手段,緊縮政策及其苦難必須停止。但就在此時,左盟卻突然豬羊變色,2015年7月16日凌晨,希臘國會通過了最新一輪860億歐元紓困貸款,但必須以落實更加嚴酷的緊縮政策為代價,左盟完全背棄了他們的競選承諾,也無視人民藉公投表達的聲音,此舉如同震撼彈,除了讓群眾重回街頭,也在黨內引起了分裂,現在正是希臘人民抗爭的關鍵時刻。

我們該記住些什麼?

許多財團的喉舌認為,希臘人太懶惰,享受太多福利了,所以才導致國家破產,然而是這樣嗎?讓我們看看下面的事實:根據OECD的數據,2014年希臘勞工人均年工作時間為2042個小時,在歐洲各國中排名榜首;在全球金融海嘯前,希臘的社會福利開支為20.6%,遠低於歐盟平均26.9%,跟所謂福利國家典型的北歐動輒30%更是無法相比。可見,認為希臘人民是罪魁禍首的想法,不過是蓄意捏造的謊言罷了。

這樣的說法也忽視了社會福利的本質,社會福利是1950和1960年代的產物,二次大戰之後支持資本主義的政權,受激進工人運動威脅,又害怕工人因此被赤化,政府才承擔了私人資本無法或不願意付出的成本,如果政府沒有提供公共化的醫療、教育、住房、退休等保障,私人資本也不可能壓低受僱者的薪資,因此政府提供的福利向來有「社會工資」之稱。社會福利不是給人民的施捨,而是為私人企業承擔成本。

如前所述,國際金融機構強加的緊縮政策,在希臘肆虐長達五年的時間,結果債務不減反增,經濟景氣更是跌到谷底,足證「援助」只是虛有其表,官員夸夸其談的「復甦」並未發生,希臘的債權人——私人銀行才是真正被紓困的對象,而人民則付出慘痛代價。被逼到了牆角的希臘人民根本無法負擔更多的緊縮政策,這一切只會導向借債、衰退、再借債的惡性循環,國際金融機構明知這是個死胡同,卻態度強硬不肯退讓,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首先,為了維繫現有的經濟秩序,國際金融機構不願看到像2008年的信用違約潮再度出現,害怕骨牌效應再度挫傷經濟,因此頻頻出手紓困銀行,讓在經濟繁榮時期海撈一票的金融寡頭們可以高枕無憂,坐等政府幫他們收拾殘局。其次,透過提高失業壓低工資、去管制勞動市場的政策,據稱可以提高投資的積極性,更不用說將國產私有化,創造了大量投資空間,資本家也樂於藉此機會對勞動者發動階級戰爭,打壓工人,提高利潤率。

由此可見,緊縮政策是統治集團的技術官僚和資本家階級聯手演出的大戲,技術官僚奉新自由主義教條為圭臬,捍衛資本主義秩序不遺餘力,表面看似中立但實質上卻是在服務資本家,打壓普羅大眾。左盟領導層裡的妥協派內心同樣信奉在資本主義之外別無他途,因此寄望於國際金融機構的慈悲,但在希望落空後就可恥的投降了,棄人民的強烈呼聲於不顧。左盟已死,群眾的再度動員和反資本主義力量的重組,將是唯一希望。

希臘對台灣的啟示?

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是應對政府財政困窘的好對策嗎?希臘的經驗明白告訴我們:不是!除了讓需求萎縮以外,還做了資本家的幫兇,打壓公私部門的勞動條件,降低一般民眾的生活水準,加深貧富差距。既然此路不通,也許更應該嘗試另一條希臘政府本來寧願走的路,那就是加重對企業和富人的課稅、嚴厲打擊逃稅和追回欠稅,而不是拿公務員和勞工的福利開刀。台灣政壇一直過度向財團傾斜,主流政黨顯然難以期待。

更需要防範的是,在貶低希臘人民的意識形態攻勢下,藍綠兩黨可能更會以部分合理改革為外衣,裹藏削減公共開支、降低勞工福利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而以「福利國家」為訴求的社會運動或第三勢力,也應該在這次希臘債務危機中看到,社會福利怎樣受到國際金融資本的政治擠壓,甚至在資本主義框架之下有著怎樣的侷限,因此希臘的問題不只是希臘人民的問題,除了給予毫無保留的聲援以外,深刻反省更是必要的。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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