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勞工運動的新路向?—左翼綱領的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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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翊宇
2015年5月 

2014,政治版圖動盪的一年

要了解台灣自2010年代以後的政治,2014年3月發生的佔領立法院運動是一把鑰匙。有時候,重大歷史事件的內在動力並不直接表現出來,從事後的發展反而能將其看得更清晰。自2014年3月的運動至今,台灣政壇出現了不小的改變,首先是2014年11月29日的縣市長選舉,執政的國民黨在22席裡只拿下6席,傳統上被認為是藍營囊中物的台北市,主打「兩岸交流」和「經濟發展」的國民黨候選人敗給了無黨籍候選人,這兩張牌原本是國民黨在2012年總統大選中勝選的利器,卻在短短兩年後反成敗選的原因,這個改變不可謂不大。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選舉中,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住豪宅、開名車、申報的名下資產高達44億台幣,甚至求學求職經歷中的特權等等,都成為年輕選民負面觀感的來源。在充斥年輕人的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的競選總部裡,就有斗大的標語,戲謔地改編連勝文的競選口號:「投下希望的種子,從重新投胎開始。」可見,年輕世代對社會不平等的感知加強,是這場選舉的推動力之一,而使這代年輕人大規模政治化的2014年3月運動,與此有不言而喻的關係。青年對社會貧富懸殊、機會不均等的不滿,以及對社會正義的幻滅與追求,是3月運動的內在動力,也是決定台灣未來政治情勢的最大變數。

除此之外,2014到2015年這短短的兩年,還有許多推波助瀾的外在及內在因素。輕者如法國經濟學家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文版在2014年下半年出版,讓全球公眾輿論聚焦在財富分配不均。大者如台灣最近數個月來的政黨重組現象,除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老牌政黨以外,許多新興小黨和政治團體都冒出頭來,其中不乏「社會民主黨」等具左翼色彩的政黨。因應最新的政治情勢變遷,和表現為新政黨蓬勃發展的民眾激進化現象,澄清以「經濟民主」和「勞動者賦權」為核心的左翼政治方案,就是本文的目的。

1980年代台灣勞工運動的回顧

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勞動階級的反抗,是自工業革命以來,決定世界樣貌的兩大關鍵,然而,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發展卻不是均衡的,以台灣為例,在1950年代以前,就業人口中絕大多數屬於農業,之後經歷了30多年的威權資本主義時期,直到1980年代末,在民主化運動的大旗下,才迎來第一波勞工運動高潮。許多研究者對這波勞工運動的性質做過深入思考,這些研究大多圍繞著台灣勞工「階級意識」的缺席,進一步追問為何這波勞工運動在政治上往往依附黨外力量,而沒有催生出強而有力的「階級政黨」,其實這是個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可以回顧一下19-20世紀的階級政黨類型學。英國式的勞工黨,是在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工會運動之後,才組織起來的,因此英國的勞工黨縱使在從事政治運動時,很大程度仍受到工會運動中集體談判傳統的影響。歐陸式的勞工黨則不同,社會主義政黨的組織優先於工會,因此與英國式的勞工黨正好相反,工會運動總是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工人意識中的工會與勞工黨的分野較不明顯。

回到台灣1980年代末,當時除了少數左翼人士,多數勞工運動在政治上其實從屬於「反國民黨」、「反獨裁」運動的一環。當時的氛圍,可以說是政治運動優先於勞工運動的典型,這點與歐陸式勞工黨的發展背景有共同之處。然而,不同的地方在於,台灣民主化運動的主流思潮,並不包含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追求的是黨外大團結,資本家和勞工的利益衝突被抹煞了。

1990年代的台灣國會全面改選,可以說是民主運動的里程碑,自此台灣逐漸步上資本主義民主制。2000年取得執政的民進黨,則證明了以「全民政黨」而非「階級政黨」自許的民主意識形態,在實踐上,自然導致把政權基礎建立在拉攏資本家、犧牲勞工階級之上。

從上述歷史經驗中,我們可以學到些什麼呢?首先,勞工運動的高漲,未必總是起因於工會運動的長久累積,倒可能是政治運動的結果,尤其在台灣這種資本主義歷史不長、國家機器介入社會事務程度甚高的環境。當勞工受到建立新社會的政治訴求感召,因此積極組織起來,反而會在客觀上形成階級的力量。其次,過去歷史上民主化運動與勞工階級利益的背離,不應解讀為「政治」和「工運」的必然對立,勞工階級在政治上跟隨信仰資本主義價值的政黨才是問題所在。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資本主義,台灣在一連串的產業外移、重組和受薪階級結構的變遷之後,以服務業等三級產業受僱者為主的工會化運動還有待開展。在勞工運動尚未站穩腳根的情形下,就面臨了全球化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衝擊,在各個資本主義強權國家角力的夾縫之間,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高高抬起了頭。歷史經驗一再警惕我們,這些都是不利勞工運動團結的因素。

而2014年3月之後,民眾對資本主義社會貧富不均、重資輕勞的不滿還處於潛伏形式,但「反傾中」意識卻甚囂塵上,與台灣早期民主化運動的「反獨裁」相比,民族主義色彩更濃、民主主義有時僅是點綴,但共同點是,皆追求全民政治運動,而非階級政治運動。綜合上述諸點,為勞工運動建立一套左翼政治綱領,是十分迫切的任務。若沒有對客觀現實的系統認識,不可能制定出正確的綱領,因此理論的研究是基礎。

政治方案:解放社會科學

台灣的社會運動,常在訴求上以「進步」與否為中心,在策略上以要求政治人物「表態」為手段,在論述上則著重呈現人民痛苦的「現象」。近年從社會運動轉化而來的政治運動,幾乎承襲了這些特質。但是,上述性格若作為政治方法,卻十分不足。首先,何謂「進步」?「進步」與否這個模糊的判準在面對重大政治經濟問題時,經常顯得貧乏無力。其次,對政治人物而言,「表態」實在太簡單,哪怕內容非常悅耳,未來政治人物仍保有詮釋空間。最後,就算提出大量數據,呈現了社會問題的「現象」,但若沒有對社會結構的因果分析,沒有替代方案,那麼仍然稱不上是政治挑戰。

由此可見,嚴肅的政治運動需要講求方法,我們需要的與其說是某種看待社會的既定觀點,不如說是套分析的框架,艾瑞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提出的「解放社會科學」就是這樣一套框架。

在《真實烏托邦》裡,賴特認為,解放社會科學這個知識傳統,之所以名為「科學」,是因為欲達到解放的目的,系統性的科學知識是必要的,僅僅有一套價值觀或哲學觀並不足夠。「解放」則意味著這門知識的核心旨趣,在於除去人類社會的不正義和壓迫,而「社會」強調這是一個集體的行動,並非個人內在狀態的改變。依照賴特的解釋,解放社會科學有三個要素,分別是:診斷與批判、可行的替代方案、轉型。

診斷與批判,意味著我們必須先清楚認識現存的社會究竟如何運作,並指出它在結構上出了什麼問題,以致不斷生產出我們所不欲的後果,違背我們對社會正義的期待。可行的替代方案,則強調有系統的解決方法,且替代方案除了須具備可欲性以外,還須兼具可行性和可達成性。轉型,必須考量實現替代方案的一切實際問題,包括社會矛盾的切入點和策略等等。本文將嘗試運用這個分析架構,為建立一套左翼政治綱領打下理論基礎。

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主義的痼疾

什麼是左翼的共通點?想必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然而究竟什麼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到底又壞在哪裡?事實上,對生活在資本主義現實中的我們而言,每天舉目所見皆是對資本主義的正面評價,然而受薪階級的弱勢和承受的不公平,卻又是赤裸裸的現象,這一切難道真的跟資本主義無關嗎?

破除「虛假意識」的桎梏,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他最著名的著作《資本論》中闡明的科學理論,至今仍被多數資本主義的批評者認為是最有力的工具。關於馬克思的理論,有個重點必須先敘明:馬克思的《資本論》固然有哲學基礎,但依整體內容觀之卻是不折不扣的經濟科學。馬克思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僅關注表面現象、熱衷蒐集數據和建立模型,以追求投資效益和政策效果的狹隘取向相比,不論在解釋經濟為何陷入長期低迷的總體層次,還是在說明資本和勞動之間所得分配的個體層次,都有較強的解釋力。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是批判地繼承了亞當·史密斯、大衛·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的「勞動價值」理論。沒有這個理論,就不能解釋為什麼當勞動生產力大量提高時,產業層級的均衡價格會下降,且導致利潤率降低和經濟停滯;也不能解釋為什麼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會竭盡所能地延長受僱者的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強度。更重要的是,不分析勞動生產價值的過程,就不能揭露「利潤」來源的秘密,是出自於受薪階級勞動創造的附加價值中,超過自身薪資的份額,這就是「剝削」的經濟定義。將馬克思經濟學,當作某種純粹基於人道關懷的社會批評,或「部分」接受馬克思的論點但否定勞動價值理論的經濟科學意義,都是不符事實或自相矛盾的,本文不採類似的觀點。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聚焦在勞動力被視為商品的「僱傭勞動」制度和資本追求無窮積累的「剩餘價值」生產機制。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裡,有兩大主要階級: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前者的定義是資本的所有者,這類人手上握有大量財富,可以用貨幣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和生產設備。工人勞動產品的所有權也歸資本家,資本家因此可以透過出售這些產品,來實現價值高於預付資本額的利潤,並利用這些利潤不斷投資以生產更多的利潤。而後者的定義,則是除了向資本家出售自己的勞動能力以外,沒辦法透過其他方式獲得收入以維生的人。

由於勞動力被視為商品買賣,按照商品價格的規律,資本家只要支付能再生產出工人勞動力的費用,即讓工人維持平均生活水平所需的工資數額,就能使用工人的勞動力。而工人的勞動力,是創造商品價值的泉源,因此在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人在勞動過程中為商品注入的價值量會高於資本家付給自己的工資。工人越辛苦的勞動,商品價值高於預付資本額的量較越大,能再用來投資的利潤也越多,這就是資本家「錢滾錢」的訣竅,然而工人領取的工資,仍相當於購買基本生活所需的水準,這就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原因。資本自我增值所產生的剩餘價值不是別的,正是工人階級被剝削的證明。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規律,不斷生產出階級剝削和貧富不均,不打破這些規律,社會正義永遠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經濟民主:勞工自主企業

資本主義這種獨特的生產模式,建立在資本家追求剩餘價值的驅力上,因此,工人進行生產的勞動過程,除了生產具有用性的商品勞務外,同時也是生產剩餘價值的資本增值過程。為了貫徹資本增值的需要,資本家或經理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法律保障資本家對工人、設備、產品的命令權和所有權,舉凡企業內的大小事務,包括是否僱用、解僱工人,採用什麼原料、技術,為何種消費者進行生產,如何進行生產等等,無一不唯資本的命令是瞻,工人無權置喙。控制大量財富的少數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擁有不對稱的政治經濟權力,與他們對生產過程的絕對權威是分不開的。

理查.沃夫(Richard Wolff)因此提出「工作場域的民主」,強調政治民主和社會正義,在企業組織完全保留給私人獨裁的情況下,無法真正存在。在《勞工自主企業》裡,沃夫尋思著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認為首先需要清楚區分資本主義社會與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差異。他用「剩餘價值分析論」來界定歷史上不同的社會經濟型態,主張用「生產和分配剩餘價值的組織方式」當作評準,以資本家是否主導生產過程,來判斷一個社會是否仍屬於資本主義社會。

他認為,只有讓勞動者成為生產組織的集體決策者,負責分配自身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也就是將目前社會下的資本主義企業組織形式,轉型成他設想的「勞工自主企業」,讓勞動者獲得工作場域的民主,才是資本主義之毒的解方。在目前的資本主義企業中,基本上是由大小股東以一股一票的方式,投票選出董事會的成員,這些董事會的成員通常也是公司的股東,或身兼高階管理者。董事會負責分配和運用企業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同時決定生產內容、生產技術和方法。資本主義企業的股份往往掌握在少數大股東手裡,大股東擁有絕對的主導權,如果他們不滿意,也可以撤換董事會。

而「勞工自主企業」則與此截然相反,由企業內部實際從事生產的每個勞動者,平等的擔任董事會決策成員。按照沃夫的構想,勞工自主企業可以有股東存在,但股東不能進入董事會,也不能影響董事會的成員組成,只有勞動者才有此資格。在勞工自主企業裡,每個勞動者除了他原本依專業分工獲得的工作,還必須承擔起在董事會內參與民主集體決策的責任。這個制度雖然尚未成真,仍只是構想,但其實對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理應有極高的正當性。理由很簡單,這正是民主精神的體現,只是由政治場域擴展到了經濟場域,可謂真正的「經濟民主」。

對資本主義的批評者而言,「經濟民主」的涵義不應被窄化,經濟民主意味著權力真正歸於勞動者,受僱者應當享有完全的、最高的集體決策權,而非僅有與資方談判、期盼資方恩惠的機會。然而,經濟民主這個詞,由於尚未普及化,在政治運動中常被濫用,被庸俗化為財富重分配、勞資協商、甚至拒絕跟中國經貿往來的代名詞。澄清經濟民主的意義,將是勞工階級運動走向政治上獨立自主、走向挑戰資本主義的第一步。

勞動者賦權:一切權力歸於受薪階級

傳統左翼似乎總是過於強調「革命」和「取得權力」,嚴格來說,這並不是錯的。但問題在於,當人們聽到革命兩個字時,根本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而取得權力從來不是重點,為何需要取得權力和應該如何使用權力才是關鍵。革命講得太多,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講得太少,所以革命從未發生,侈言取得權力的政黨則離人們越來越遠。比起泛泛之談,勞工自主企業當然是個很好的遠景,它可以為我們指引方向。但我們也需要更明確的行動目標,這些目標將給予那些已經期待要做些什麼的人方向,讓他們知道什麼是可以爭取的。

資本主義之所以為資本主義,意味世界圍繞著資本運轉,資本家和經理壟斷資本的所有權和利潤的分配權。為了剝削更多,必須將工人的勞動力置於資本的控制之下,工人沒有自己決定工作方式的權力;工人勞動的成果,直接轉化成利潤進了資本家的口袋,對工人而言多勞並不多得,除了害怕失業的威脅以外,工人缺乏積極勞動的誘因。除了經濟剝削,資本主義對受薪階級的害處還有:讓工人對工作產生疏離感的「異化勞動」。

這種生產機制帶來的必定是效率低落,有時候甚至影響到利潤的生產,於是資本家想出了各種方法,例如形形色色的勞工參與、共同決定制度,一方面緩解勞資糾紛,一方面讓勞工承擔責任、為資方政策背書;或者各式各樣的利潤分享、員工持股制度,塑造勞工跟企業是利益共同體的認同感,意圖讓勞工自願接受高強度的工作負荷。

這種「由上而下」的改良,可能暫時對勞工有利,但終歸是表面的,當管理階層在設計這些制度時,總是隱隱守著一條利益的紅線,無論如何不會讓勞工侵犯到資方的領域。比如說,股東只會容忍居於少數的勞工董事席次,這些「董事」除了聽取資訊以外並無實權;允許勞方代表共決的事項,不會包括企業併購、關廠歇業和大量解僱。除非幫公司付出不成比例的心力,資方才可能多分享一點利潤;配給員工的股票,如果不是禁止出售、無表決權,就是數量微乎其微。

要解決勞工在企業裡無權且不能分享經濟果實的問題,需要「由下而上」建立起「勞動者賦權」的制度,將權力一步步歸還給受薪階級。我們必須:第一,強化受僱者透過民主程序治理企業的權力,第二,將企業所有權從資本家手中轉移到受僱者手中。有兩個制度創新的案例很值得研究,它們為實踐上述目標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蒙德拉貢合作社」和「瑞典受薪者基金」。

制度案例:工人合作社與受薪者基金

蒙德拉貢是個位於西班牙巴斯克的小鎮,在1956年時建立了第一間合作社工廠,這間工廠當時僅有24名社員。後來新的合作社紛紛建立,於是在1959年,名為「卡加勞動人民」的合作社銀行成立了,它為會員提供信用,同時也是合作社之間的協調組織。今天的蒙德拉貢合作社,是1991年經過重新設計的聯合體系,治理結構依專業分工分成三大部門——製造、銷售、金融。工人社員直接所有的個別合作社,構成聯合組織的基本單位,每個合作社皆擁有自治權,「蒙德拉貢」僅是這些個別組織的代表。發軔於合作經濟的蒙德拉貢合作社,與現今我們所熟知的資本主義企業相比,有非常不同的治理結構。

在個別合作社裡,最高權力單位是全體工人大會,由合作社內兼具勞動者和社員身份的參加者組成,大會透過民主選舉選出各種代表會及委員會。合作社內有兩組權力結構,一組代表全體工人行使治理企業的權威,另一組則負責執行前者的決定,專職於管理和技術事項。按合作社規章的精神,負責技術性事務的委員會要服從全體工人的代表。在「蒙德拉貢」的層次,所有社員參與的全體大會和合作社代表組成的常設委員會,則規劃集體的長期發展策略,提供研發、保險、教育等服務,透過團結投資基金,將利潤從高獲利的合作社分配到財務困難的合作社。

然而自2000年之後,蒙德拉貢合作社的領導者認為,因應全球化的市場壓力,必須採取積極擴張的策略,於是投入資源收購其他私營企業。這樣做的結果是:截至2007年,整個蒙德拉貢合作社內約10萬名工人裡,僅有不到40%具社員身份,其他工人則與一般資本主義企業下的受僱者無異。原本屬合作經濟的蒙德拉貢合作社,經營方式有日益資本主義化的傾向,早先的合作社社員,如今儼然是受僱員工眼中的集體資本家了。

受薪者基金是瑞典社會民主黨在1970年代提出的經濟政策,目的是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企業所有權逐漸社會化。透過立法,將企業股份匯集到由工會或其他公民團體管理的受薪者基金,讓諸如受僱勞工或地方居民代表等相關人士,能夠對股份公司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力。

要讓受薪者基金的制度運作,首先要對企業課徵資本利得稅。一般而言,國家對企業課徵資本利得稅,是股份公司向國家繳納獲利的一部分當作稅款,例如20%,剩下的獲利才讓企業自行運用,視需要進行再投資或發放給股東。但受薪者基金制度要求企業以「股份」而非現金納稅,也就是企業須繳納與利得稅價值相當的新發行股票,此稱「股份納稅制」。當然,這些向國家繳納的股份,將被納入受僱者基金,受僱者基金終將有部分是以企業為單位,部分則以地區為單位。共通點是,這些基金代表經濟體內所有受僱者,對企業進行民主管理。

由受薪者基金持有的股份,被賦予所有一般股份擁有的權利,例如:領取股利、投票選舉董事會、決定公司重大政策等等。這些股份不能出售,它們代表受薪者整體不可讓渡的權利。長期下來,受薪者基金納入的股份將逐年累積,最後導致企業的控制權,從私人股東手中轉移到社會的民主管理之下。

1976年,在瑞典總工會的支持下,這個計畫開始推動,然而隨即引發瑞典資本家的強烈敵意和反彈,資本家宣稱,這將帶來資本外逃、投資緊縮、經濟崩潰。縱使工會強烈聲援,社民黨政府態度仍曖昧不明,因此最後還是輸掉了選舉。此後雖在1980年代提出了大幅弱化的版本,保障資本家對企業的實質控制權,但隨著1992年保守黨上台,這個計畫最後還是無疾而終了。由此可見,資本家階級對自身利益的警覺程度甚高,且必要時不惜用傷害經濟民生的手段捍衛之,此點亟須銘記在心。

實踐經驗的反省:政治行動之必要

回顧上述兩個制度案例,並不是出於歷史趣味,而是有非常強烈的現代意義。自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始終沒有完全復甦,除先進國家外,許多邊陲國家也飽受衰退之苦,至今仍看不到出路。在是次危機之後,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經濟前景悲觀讓資本家不願擴大投資。受困於債務和緊縮的財政預算,擴大支出和量化寬鬆效果皆不佳,國家欲解決問題卻苦無對策。然而,在經濟深受打擊的歐洲,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德國、希臘和土耳其等國,大約500間工廠的工人,復興了2001年南美洲阿根廷的接管工廠運動,將倒閉後被老闆丟下的公司,在工人的集體管理下重新運作。位於2008年經濟危機心臟地帶的美國,為了挽救命在旦夕的金融系統,政府不得不對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大規模紓困,實質上國有化了這些大型私營機構。

這些經驗顯示,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已經威脅到自身存在的基礎。不將企業的控制權交給工人,不能解決設備浪費和大量失業的問題;不改變金融寡頭的私人所有制,並將其置於新型態的公共管理之下,不能解決金融系統既脆弱又不穩定的問題。蒙德拉貢合作社和瑞典受薪者基金,各有其成功和挫折,成功鼓舞著人們的意志和想像,但挫折更應該被嚴肅對待,值得認真研究一番:

首先,奠基於勞動者自治的合作社企業,工人社員同時兼具勞動者和所有者的角色,就這點來說,合作社企業沒有剝削,是反資本主義的因素。但是當少數合作社企業被資本主義經濟圍繞,這就讓合作社處於一種先天不利、時時可能蛻化的情況。舉例而言,只有相對獲利不佳的產業和生產力不高的工廠,才會被資本家棄置,也才有機會被工人接管;新型態的合作社企業經營前景不確定,難受金融資本的青睞,獲取信用較為困難。為了爭取較高的獲利及與資本主義廠商競爭,少數生產力高的單位可能脫離合作社自立門戶;最糟糕的還不只如此,合作社社員可能不想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所有權,而在擴大經營時選擇用資本主義僱傭關係剝削其他工人。

其次,縱使以十分溫和、不影響企業現金流的股份納稅制為手段來實現受薪者基金,當資本家意識到自己的經濟權力正被一點一滴的奪走,這對他們而言,無異於長期資本報酬率大大降低甚至消滅,資本外逃是可預期的。

這些難題不能光靠工人自發性的經濟活動克服,需要工人在政治上組織起來,將現有的國家政權取而代之,並採取必要的行動。對經濟民生有重要性或生產力高的大型企業,應當不待資本家棄械逃跑就予以徵收,並讓工人接管;如果大銀行不願提供貸款,那就將這些銀行收歸公有,由國家來提供工人信用。合作社組織應簽訂契約,承諾不會昨是今非,不能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戕害合作經濟的共識。所有受僱者都具有社員身份,應成為國家法律的規定。

若不能遏止資本外逃,不要說受薪者基金制度,任何稍有進步性但對資本不利的政策,恐怕都寸步難行,管制資本流動是不可避免的。對規模較大的經濟體而言,管制資本相對容易,然而不論規模,管制資本都需要兩大條件:金融透明化和跨國合作。縱是未經公有化的私營銀行,也要有完整的資訊查核和監督機制。爭得政權的目的,不是要讓一切權力集中在國家手裡,而是將國家當作工具,為運動開闢道路,為經濟民主和勞動者自治的社會創造條件。

革命政治:向新社會過渡的方法

講到勞工運動,大家都很熟悉,腦海中浮現的不外乎拉布條抗議、上街遊行、開記者會或發聲明稿譴責政府。這些當然都是勞工運動,但嚴格來說,上面僅僅述及了勞工運動的表達方式,卻沒有解釋勞工運動的本質。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被人剝削的、受僱謀生的薪資勞動者,將自己視為一個利益獨特的社會階級,組織起來去爭奪被資本家控制的國家權力,這種意義下的「勞工運動」對多數人而言,其實相當陌生。大家所熟悉的勞工運動,目的往往僅限於讓政府和民眾看見社會對勞工的不公平。

縱使參與選舉,也未必就屬於爭奪國家權力的勞工運動,尤其是當參與選舉僅僅是獲取影響力的一種手段時。更不用說許多號稱跟勞工站在一起的政黨,在政策訴求上,落實勞基法云云根本了無新意、不重視勞工階級的政治獨立性,只在乎推出形象清新的候選人和競逐國會席次,這種選舉活動離真正的勞工運動距離又更遠了。

這裏出現了兩個問題:第一,基進的反資本主義勞工運動究竟是什麼,它將透過什麼途徑走向成功,這是定義問題;第二,如何將勞工階級的力量集中起來,促進這個過程的發展,這是方法問題。與其憑空揣測,勾勒許多理論上可能的模型,不如詳細研究歷史上實際發生過的革命運動,革命揭露了人類社會發生變革所需具備的主客觀要素。在情勢的劇烈變化中,原本潛藏在群眾深處的政治意識浮出水面,在烈焰裡重新鍛造,驚濤駭浪般的集體力量總是創造實現自己的技術和組織條件。能夠駕馭這個過程,而不是被浪潮捲到一邊的人,必定深諳革命政治精髓,知道如何在每個當下,適應情勢和群眾的變化、選擇最合適的戰術。

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除了是著作頗豐的作者,也是二十世紀極具影響力的政治家,他寫於1930年的《俄國革命史》,科學的分析了曾經改寫世界政治版圖長達七十年的1917年俄國革命,檢視了這場革命的政治過程、內在動力和領導策略。在托洛茨基的文字背後,有個清晰的分析框架,可以名之為「革命政治」。

革命政治是門實踐科學,除了少數原理原則,重點在靈活應變,應用之妙存乎一心。相較於批判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言,性質有所不同,如今研究後者的人多,嫻熟前者的人少,這也是為什麼左翼人士經常被認為是理論巨人、實踐侏儒的主因。此研究對左翼運動的關鍵意義可見一斑。階級革命政治過程的核心特徵是什麼?如何將群眾的動能集中而不致消散?革命政治的答案是:「雙重政權」和「過渡訴求」。

歷史經驗:1917年的俄國工人和左翼政黨

階級革命絕非某個單一的事件,而是一段或長或短的歷史過程;更不是一小撮人的陰謀政變,而是群眾大規模的政治化和直接行動。1917年俄國的二月革命,在沒有任何政黨領導的情況下,彼得格勒的工人發動無限期總罷工。將全國拖入戰爭泥沼的沙皇,統治正當性已喪失殆盡,於是對政權而言最致命的情況發生了,軍隊士兵開始和示威民眾融為一體。

在對沙皇的總攻擊中,士兵和工人緊密團結在一起,以部隊和工廠為單位,選出了自己的代表會議(即蘇維埃,Soviet),人們不信任政府,只信任自己選出來的領袖。雖然如此,在沙皇被推翻後,妥協派領袖組成的代表會議支持由資本家代表組成的臨時政府。群眾本能的依靠自己建立起來的機關,卻又對臨時政府有所期待,但臨時政府始終堅持保護地主和資本家利益的政策。士兵和工人代表會議的抵制被視為眼中釘,臨時政府的首腦欲除之而後快,沒想到卻吃了敗仗,這一仗也讓群眾看清了事實。

在革命政黨對臨時政府的強烈抨擊,以及「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宣傳下,革命政黨被選為代表會議的領袖,取代了妥協派。基層士兵在每個部隊接連起義,當決戰將至,臨時政府手上已幾乎沒有一兵一卒,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就這樣勝利了。革命的政治過程,就是士兵工人代表會議和臨時政府的角力,群眾建立起自己的戰鬥司令部和權力中心,是革命開始的信號,此即「雙重政權」現象。

縱使新的準政權已經產生,但群眾可能尚未認清奪權的必要,此時革命政黨的使命,就是用有系統的綱領和口號,鼓舞人們去抗爭。這些綱領和口號,不是嚷嚷著要和敵人決一死戰的空話,而是從群眾當下的覺悟出發,提出能夠被群眾理解和支持的客觀要求,例如停止戰爭、平分土地、工人監督生產等等。這些目標每往前一步,都和資本家階級發生衝突,而這些衝突都反過來讓群眾瞭解,有必要採取更徹底的進攻,這個過程的最後一步,就是群眾覺悟到有必要取代資本家的政權。

在非革命時期,革命政黨的任務也是相同的,藉由提出與資本主義水火不容,但卻被受薪階級大眾接受、且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讓支持資本主義的政黨接受群眾考驗。這些要求看似平淡無奇,但在客觀情勢下,卻顯示出薪資勞動者團結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這就是「過渡訴求」。將對資本主義的無情批判,結合國內的政經形勢和群眾的思想情緒,找出符合實際的過渡訴求,就是新勞工運動需要的左翼政治綱領。

結語:勞工運動須反資本主義

理論研究是土質調查,政治綱領是地基支架,現實情況是水泥磚瓦。沒有理論就沒有綱領,但空有綱領就像鋼筋佇立的施工地,沒人看得出未來建築的模樣,不把客觀形勢納入,就不可能有具體的策略和戰術。綱領就是群體對政治任務的共識,它說明什麼事情是該做的、如何去做。綱領也是政治運動的靈魂,它奠基於對世界的理解,影響人們如何回應現實事件。政治組織的綱領越清晰,內部凝聚力和外部影響力就越強,就像顆握緊的拳頭。本文只是理論研究,還稱不上綱領。理論研究僅是一個起點,而非終點,不對任何實踐性的政治問題提供現成答案。

若要為左翼勞工運動建立綱領,應包含下列原則:資本主義像個組織嚴密的有機體,就算矯正或切除部分,爾後還是會故態復萌,只有集中火力攻擊核心,才能解決問題。財富重分配政策,常只是仰資本家鼻息的戲碼,成為政客一張張空頭支票;只有訴諸受薪階級的意識覺醒和政治行動,實現企業由薪資勞動者自治、自有的經濟民主制,才是值得追求的最終目標。

今天受薪階級還不接受經濟民主的思想,是由於對自身的力量沒有把握。因此在每場勞工奮起抗爭的運動中,有志之士當提出對勞動者賦權的主張:企業要減薪裁員,行,把帳本公開給員工看看,讓員工來決定;企業要關廠外移,行,由員工來處分公司資產,安排合理補償或接管經營;企業盈餘如何在股東和員工之間進行分配,也應該由受僱者進行集體審議。這些要求會幫助勞工從自己的處境出發,體認經濟民主的合理性。

這些主張務必具體可行、切中時弊,在爭取體制內改革的同時,厚植受薪階級獨立的組織和自主的意識,為變革體制打下基礎。改變企業內部的權力關係,不能解決全部的社會問題,但若不將分配經濟剩餘的決定權從資本家手中交還給勞動者,真正的政治民主和完善的公共服務同樣寸步難行。基進左翼和社會民主的不同就在此,前者視終止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貫徹民主和勞動人權的必要手段;後者卻以幾滴社會平等,為資本主義這杯毒酒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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