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課徵全球資本稅之外?

11-150626102614156

在課徵全球資本稅之外?
–〈Public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評介

此篇論文的篇名〈Public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呼應了Thomas Piketty教授在2013年的新書《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中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問題意識上延續了Piketty在該書第四部分:「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規範」,在尋思如何解決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貧富不均時,本文作者Giacomo Corneo肯定國家應當介入經濟,而且提出了較《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更有野心的計畫,相較於稅收政策僅僅著重於事後的重分配,作者將思考面延伸到資本「由誰所有」和「由誰管理」上,並認為這樣才能徹底解決民主政治被資本寡頭控制的問題。

概要

Giacomo Corneo在本篇論文之首,便開宗明義的點出他對「好社會」的想法,一個好社會應該包括實質的、參與的民主,創新的、多元的市場經濟以及公平的、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然而他發現,因為財富分配的惡化,這些條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漸腐朽,民主制度已經被富人寡頭統治取代,接著作者便馬上帶到Thomas Piketty教授的研究,Piketty關於財富分配不均的研究引起了大眾對這個問題的興趣,並提供了豐富的證據,以及課徵全球資本累進稅的構想。

然而作者對課徵全球資本稅的政策可行性做了評估,認為困難重重,提出以下三點理由:一、任何政黨如果以加稅為主要訴求,恐怕都很難贏得執政的機會,哪怕加稅針對的只是富人。二、全球資本稅如果沒有高度的國際合作,將寸步難行,因為隨著金融全球化的影響,資本很容易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三、為了制衡分配不均惡化,Piketty主張稅率應該高到足以讓資本報酬率降低到接近經濟成長率,也就是r=g。若按照平均資本報酬率6%、經濟成長率1.2%計算,資本稅率可能必須高達80%,而如此高的稅率可能會損害生產性投資的積極性。

作者認為解決之道在於,財富的重分配最好不要透過課稅的方式,應該在課稅前就進行分配,可能的作法是由國家透過市場交易的方式買下企業的股份,由國家代表人民持有,而企業透過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盈餘,分配給國家股份的紅利可以用來支應公共社福支出,全民身為企業的共同所有者並享受財富重分配的利益。以財政狀況良好的德國為例,德國發行債券向市場籌資所需支付的利息約為1-1.5%,而平均資本報酬率若以6-9%來計算,國家可以將債券融資的現金用來購買私人企業股票,並逐年償還債券的本金,經過一段期間後,國家便能持有相當可觀的企業股份。

這筆用來購買企業股份的資金,可以成立類似許多國家現行的國家主權基金,以瑞典為例,瑞典的國家主權基金市值高達該國GDP的170%,設想德國若成立類似的基金,且市值達GDP的50%,那麼以9%來計算資本平均報酬率,一年的報酬相當於GDP的4.5%,這已經等於德國目前花費在教育上的公共支出分額了,可見此種融通公共開支的方法蘊含著可觀的潛力。

除此之外作者還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的問題,不僅僅是需要重分配,由於財富的過度集中,民主政治也遭到扭曲,擁有資本的人在社會上擁有不成比例的社會權力,透過檯面下的賄賂或公開的遊說、政治捐獻,富人能用一般大眾所不能的方式影響政治,這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富人寡頭統治,作者認為國家應該透過所握有的資本所有權,在企業內部與私人競逐企業的統治權,以消彌富人對政治的不良影響,這將是場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因此作者將之稱為向「市場社會主義」的轉型,以公共民主方式管理大型企業,將私人營利導向的管理保留給中小型企業。

代表國家所持有的股份對大企業進行管理,可以透過建立新型的行政組織來進行,作者為其名為Federal Shareholder,由具備財經專業的技術官僚,獨立於政府而運作,這些官僚的職責很明確,就是追求基金的最大長期報酬率,並代表國家對持股的企業執行監督、經營的權利。由於Federal Shareholder屬於行政體系的一環,持股的企業經營和財務狀況皆可公開,讓公眾檢視營運績效,並且保留25%股份讓私人在市場上交易,而股票的價格亦可以反映投資人對企業的評價,以保持市場經濟的活力。

由國家代表人民,對大型企業進行公共民主式的管理,雖然同樣追求成長,但卻不會犧牲自然環境和勞工權益為代價,並會採納一般私人企業較不積極的員工參與制度,讓受雇者能夠最大限度的自主管理,如此對生產率或有助益。以上種種,皆須要創設新的制度作配合,也許需要幾年的時間逐漸摸索,而如果這些方法是正確的,縱使一開始只有部分企業試行此制度,也將因為在經濟上的表現勝過私人企業,最後得到廣泛的應用。這套公共民主管理的政策較全球資本稅優越的地方在於,前者可以只在單個國家內優先實施,而不用擔心資本外逃的問題。

評論

筆者非常支持Giacomo Corneo的願景,亦認為僅僅對資本課稅是不夠的,應該要積極地從內部管理,改變企業內部的權力結構,在經濟領域也貫徹全民所有、全民治理和全民共享地精神。然而本篇作者於此文中僅僅是提出了一個大方向,許多細節有待眾人根據每個國家不同的具體情況,作更詳細的規劃。而筆者想先就此方向的原則性方針作可行性的檢討。

第一,是用債券融資的技術性問題,在目前的國際金融市場上,債券可以說是風險性最低的投資,因此報酬(相對債務人而言是公債利息)也最低,因此國家的籌資成本相對便宜,但這個現象是建立在國家不會將籌措而得的資金作風險性投資的前提上,若國家採納本篇的政策,將國家基金投資於股票市場,那麼風險必然升高,屆時資本市場也將有所反映,可能產生的結果是債券利息跟著水漲船高。為了進行公共民主管理,勢必入主在整體產業中具關鍵地位的大企業,若要達到持股75%的目標,勢必賣出大量公債籌資,此舉也將因供給過剩而導致公債價格下跌,以上種種皆是以市場交易方式占有私人企業股份可能遇到的潛在難題。

第二,雖然資本規模越大,長期平均報酬率確實也越高,本文中就以6-9%為例試算,但若只看這個數字,可能會忽略了資本的投資報酬事實上並不穩定,首先,全球資本市場自1980年代以來,幾乎每10年就有一次週期性的金融危機,這些危機的直接原因包羅萬象,有因匯率暴跌、房價泡沫等等,筆者無意於此處深究系統性經濟危機的原因,總而言之,資本報酬率長期而言雖然看似安全,但對規模不夠大或未妥善分配風險的基金而言,巨幅波動仍然有毀滅性的影響,尤其是以6-9%的報酬率來看,投資標的應該不僅限於生產性企業,若及於不動產或金融部門,則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更大。其次,依照2015年最新的經濟展望而言,雖然美國經濟有微弱復甦,但歐洲、日本仍停滯,中國亦面對下行壓力,經濟成長的基本面普遍不佳,對資本長期報酬率難持樂觀態度。

第三,雖然透過市場交易的方式取得企業股份,可以避免課徵資本稅的侷限,例如必須國際高度合作、打擊生產積極性等等,但此種觀點卻有低估資本所有者及經營管理者靈活應變能力的危險,雖然透過市場交易的形式,但作者所提倡的政策實為不折不扣的「國有化」,此為國際企業經營者聞之色變的最高度政治風險,對國際資本而言,只有「私有化」可以為閒置資本帶來投入的空間,並帶來獲利,反其道而行的國有化則是大忌,而國有化政策也是許多亞非拉美國家政治動盪的最大來源,此皆起因於國際資本的強力抵制和反撲,有時還得到資本母國政治軍事實力的強力支援,因此,筆者認為此種政策不但得不到資本所有者的支持,還會面對強力反撲,屆時政府若不動員社會其他階層的政治支持,恐怕政權本身的存在正當性將受到嚴厲挑戰。

第四,對於作者寄予厚望的Federal Shareholder組織,筆者也認為存在若干問題,當然,現代的代議民主政治在政治捐獻和遊說活動下,不得不說其本質處於危險當中,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作者將Federal Shareholder設計為一個獨立於政府的行政組織,然而最大化長期收益這個看似技術性的任務,事實上會影響要將哪些產業、以及哪些公司「納入」公共民主管理(如前述,筆者認為此即國有化),然而這是高度政治化且涉及社會利益分配的問題,並非純粹的技術性問題,更不用說若該組織尚需一間扛起對大企業進行監督甚至經營的責任,其政治性只有更高。技術官僚能否勝任?完全不受政治力監督是否能確保其決策符合公平與社會期待?筆者認為解決問題的方式並不在於讓其獨立於政治之外,而是應當針對當今的代議民主制度作根本的改革。

第五,作者對於公共民主管理的企業發展前景十分樂觀,認為此種企業的產出定將超越私人企業,並能兼顧環境保護與勞動權益,筆者完全認同企業應當追求「社會目標」,但卻不認為這些目標與企業的「市場表現」之間必然為正向關係,舉例而言,假設A企業的經營完全不需要固定成本,所有成本皆為人事費用,而總成本占企業營收的50%,毛利率亦為50%;B企業的經營規模和方式與A相同,但由於緊縮受雇者薪資以及福利,人事費用僅佔A的一半,因此B企業的總成本占營收25%,毛利率則為75%,市場表現顯然優於A企業。在不考慮效率工資帶來的生產率增加和企業處理勞資糾紛的成本下(在現實中也未必會發生),上述設想是鐵錚錚的會計事實,可見企業的社會目標與市場表現之間,基本上是矛盾的。

第六,承上述第五點我們可以發現,對企業產出的衡量若採「市場標準」,僅以企業股票的市場價值,以及企業的獲利能力進行比較,並依此配置社會資源,沒有辦法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和民眾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因此筆者認為,依照公共民主方式管理的企業,作生產決策和衡量績效時應該採取「社會標準」,以滿足民眾的基本需求和維繫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為主要考核項目,能夠給生產者較佳的待遇、提供消費者較多樣化和高品質的產品、且不損害生態及不過度開發的企業,應該配置較多的社會資源,並給予管理者更高的薪酬以為激勵,國家的基金管理機構(例如作者所述的Federal Shareholder)也不應以資本長期報酬率為唯一指標,是否具有社會效益更應該是決定公共投資的原則,為了決策考量的多元性,也應該思考,將國家層次和企業層次的一切利害關係人,包括受僱員工、消費者、社區居民都以「參與式民主」的方式納入決策機構。

結語

剛過去的2014年台灣經歷了一場震撼社會的運動,年輕世代的學生和社會人士主導了反對簽訂兩岸服貿協定的抗議,香港也不約而同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街頭行動,以向北京當局爭取普選權為訴求,在這些不同的運動背後,都有部分的共同原因,那就是生活水準下降、社會流動僵固、貧富懸殊日益惡化,讓年輕人看不見未來,也無從寄望於主流政黨和死氣沉沉的政治系統。

以台灣為例,在運動的激情過後,許多新的政治勢力接連嶄露頭角,迫不急待地自許為藍、綠之外的「第三勢力」,但卻鮮有人提出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如何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的貧富不均問題,也缺乏像Giacomo Corneo教授提出的開創性思考,如果我們不能提出一套更合理的社會經濟制度,那麼資本主義存在的正當性將不證自明,筆者認為,如何在經濟領域深化民主,將是未來最具實踐意義的研究方向。

廣告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Logo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